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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杠杆率

发布时间: 2021-03-31 05:41:00

Ⅰ 哪些行业杠杆

你好,高杠杆是杠杆中的一种形式。杠杆是炒外汇中所用的外汇保证金的杠杆比例。杠杆越大,风险也越大,当然利润也越大。高杠杆对股票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其在短期内能把股指和股价急速炒上去,也能让股指和股价暴跌。

Ⅱ 哪些行业杠杆高

1.杠杆率一般是指权益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
2.按照所有制,国有企业杠杆率较民营企业高;按照行业分析,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钢铁等部分行业是高杠杆、高债务风险的部分,需要分别解决。

Ⅲ 市场融资杠杆率过高是什么意思

融资杠杆过高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融资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资本,然后就可以借到高额的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看好一个项目,如果出5元钱,然后借95元,就是用5元撬动了100元的投资,杠杆20倍。这种情况下如果出风险的话,可以看到,杠杆越大风险越高,波及面越广。于是贷款方开始不愿意给这么高比例的杠杆出资,要求借款方多出资本金。

所以杠杆收购融资是以企业兼并为活动背景的,是指某一企业拟收购其他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时,以被收购企业资产和将来的收益能力做抵押,从银行筹集部分资金用于收购行为的一种财务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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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融资杠杆率过高的危害

1、过高的杠杆率、加上经济大环境的下行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危害不言而喻,温州、绍兴等地不断有老板因无法还贷而跑路,企业因此而破产。这些贷款有来自于银行,也有来自于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这样的企业负债率肯定在100%以上。

2、资金的高杠杆在短期内快速推高股价和指数的同时,也隐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在高杠杆不能持续的情况下,稍有风吹草动,高杠杆的资金就会迅速从股市撤退,从而引起股价和指数的急剧下跌。因此,股市的火爆行情,有时与股市的暴跌甚至崩盘如影相随。

3、借助于高杠杆来投资股市的交易模式和行情走势很难具有持续性。更何况,各路加杠杆或拆借入市的资金中难免有违规或打政策“擦边球”的情况存在,一旦强化监管,这类资金将不计代价撤离股市,加剧股市的大起大伏。

Ⅳ 股票中的杠杆是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来就是来一个乘号(*)。使自用这个工具,可以放大投资的结果,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收益还是损失,都会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加,所以,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前,投资者必须仔细分析投资项目中的收益预期,还有可能遭遇的风险.

Ⅳ 三,究竟哪些企业杠杆率较高

由于杠杆率随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缺陷,债务不断向国企集中,成为此轮杠杆周期的新特点。从贷款和债券数据方面看,我国企业部门债务的绝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负债,占80%左右。
根据财政部数据,国企营业总收入虽然从2008年的约21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46.5万亿元,但利润增幅除2010年较大外,2013年仅达5.9%,而成本中的财务费用增幅却由2009年的3.2%迅速增长到2012年的33.5%,虽然2013年重新回落至8.6%,但2014年第一季度重又增长19.3%,财务费用增幅已经连续4年超过利润增长,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按照所有制,国有企业杠杆率较民营企业高;按照行业分析,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钢铁等部分行业是高杠杆、高债务风险的部分,需要分别解决。今天的债务形式和主体多元化,既有银行的表内也有银行的表外,还有信托证券保险债券融资、民间融资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当前企业债务中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债券,而且增长迅速,企业债券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偿还方式加剧了企业发生债务风险的可能性。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主要集中在贷款和债券方面。
从2008年以来企业新增贷款的行业分布看,主要分布在工业、材料、公用事业和能源等领域;从当前存量债务的行业分布情况看,主要分布在公用、铁路、矿产、运输、石油天然气等行业;从2013年各行业的杠杆率分布看,汽车及零部件、商业、生物制药、材料、运输等多个行业非上市企业的带息债务杠杆率都超过了50%。

Ⅵ 房贷杠杆率是什么意思

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

无论企业营业利润多少,债务利息和优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变的。

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每一元盈余所负担的固定财务费用就会相对减少,这能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盈余。

这种债务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称为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影响的是企业的税后利润而不是息前税前利润。

财务杠杆率等于息税前利润与营业利润之比,反映由于固定的债务存在,财务费用(利息)对保险企业利润的影响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负债的程度和企业偿债能力,财务杠杆率越高反映利息费用越高,导致ROE指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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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杠杆率的优点

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

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2008年年末,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1% ,但杠杆比率只有2.9%;UBS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1.5%,杠杆比率却只有2.6%。通过引入杠杆率,能够避免过于复杂的计量问题,控制风险计量的风险。

三是有利于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通过引入杠杆率,使得资本扩张的规模控制在银行有形资本的一定倍数之内,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

2、杠杆率的缺点:

一是对不同风险的资产不加以区分,对所有资产都要求同样的资本,难以起到鼓励银行有效控制资产风险的目的。

二是商业银行可能通过将资产表外化等方式规避杠杆率的监管要求。

三是杠杆率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定义, 同时对会计准则有很强的依赖性。

Ⅶ 居民加杠杆买房还有很大空间是什么意思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政府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政府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政府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政府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政府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政府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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